受制于行政干预司法

　　尽管中国司法改革已经有15年的历史，但仍问题多多。行政领导能够决定司法案件的性质这个问题，在周澄案显露无疑。

　　据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“(1999年)平法刑初字第198号”一审判决书，被告人周澄，男，1964年6月6日出生，汉族，研究生文化，河南省栾川县人，被捕前系本钢北京销售公司经理。

　　1994年下半年，本溪钢铁公司为开拓市场，决定在北京成立销售分公司。周澄提出请求，在本钢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，单枪匹马闯京城，于1995年自筹资金在北京成立了“北京本钢物资中心”，周澄任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、销售员。该公司与本钢是互相独立的法人，实际上属于买卖间的客户关系。

　　开办公司需要固定营业场所。周澄从朋友处借300万元到沈阳炒期货，盈余40万元。1995年5月，周澄将这300万元转入北京本钢物资中心，其中17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做办公场所。买房时周澄以法定代表人名义签订了购房合同，但没有办理房产证明。

　　1996年4月，沈阳期货买卖灾难暴发。辽宁省经协期货公司无法向投资人兑现承诺，且近十亿元资金去向不明。辽宁省纪委成立专案组以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为由将一干人等“双规”。

　　周澄的辩护人、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李肖霖律师告诉本刊记者，彼时金融腐败初为人识并遭切齿痛恨，有关文件明令要求“查办几件大案、要案”。周澄并非辽宁省经协期货公司股东，仅参与炒卖经营，但亦被“双规”。

　　1997年7月1日，本溪市检察院以周澄涉嫌挪用公款购买私房为由对其立案侦查，并于同年9月29日将周澄刑事拘留。检方起诉罪名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无关系。1999年9月17日，本溪平山区法院一审认定周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之便利挪用公款，为个人购买房屋，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周澄有期徒刑五年。

　　主审法官宋淑珍认为周澄挪用公款理由不充分，挪用公款罪证据不足，应宣告无罪。但由于此案是省纪委、市纪委和检察院要求严厉查办的专案，甚至在刑期认定上都已替法院拟定。宋淑珍说：“我去汇报，上面不同意，说一定要判，不判就是纵容腐败。我问，判几年?五年。那我只能听招呼宣判五年，不多也不少。我个人意见保留，服从上级意见。”

　　本刊记者获得一份1999年9月4日平山区法院向时任本溪市委副书记田祖洪、石凤岐等市委、市纪委、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领导的汇报纪要，其中田祖洪提到：“这个案子省里比较关注，办案要讲政治，考虑国家反腐败的社会效果……讲政治就判。”

　　同年9月15日，平山区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该案，主持人表态：“让我们判多少年，就判多少年。就判五年。”其他委员则纷纷附议。

　　两天后，周澄获罪。上诉后，终审仍维持原判。

　　本刊记者获悉的二审法院本溪市中院合议庭评议记录中，该案审判长张笑威提道：“本案上诉人挪用公款购买的房子用于公务活动，买房的款也是借客户的，本案的产权证也一直未办，占有的目的也不明确，因此，从法理上讲本案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，但本案的一审却定罪了。考虑到本案的政治需要性，本案省、市纪委多方关注与过问，考虑到这一点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，故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”其他所有合议庭成员亦表达类似观点。

　　终审宣判后，周澄坚持申诉，但被二审法院驳回。刑满释放后，周澄坚持申诉至今。

　　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周澄找到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教授，后者提请“辽宁省高院关注周澄同志的诉讼请求，依法公平、公正审理此案”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辽宁省高院再审后，辽宁省高院将此案转交省检察院公诉处，该处讨论后决定辽宁省检察院不参与该案公诉，并致函高院称“请高法依卷依法审理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周澄案并不是唯一见诸报端的行政干扰司法判案的事例，在城市建设中，涉及违法强拆的案例不胜枚举，而由强拆引发的群体上访、黑保安公司等社会恶性事件更是层出不穷。

　　众所周知的是，中国目前仍然是行政化为结构的审判方式，即法官承办完案件要呈报副庭长、庭长、副院长、院长审批，甚至有的案件最后还要上报审委会决定，出现审理案件的人不判案，判案的人又不审理案件的问题。法官不能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，裁判权与责任相分离就会成为很多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，而且事后还无法追责。

　　如果从更大的视野来审视司法体制，人们不难发现，司法行政化是制造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。比如地方党政领导基于个人关系和利益干预司法案件。比如基于地方保护主义，一些部门和机关直接插手干预司法案件处理，使得同一类型纠纷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。由于当前司法机关的经费需要依靠地方政府供给，司法机关的人员升迁、编制需由地方政府决定。司法体系无法做到相对独立而不受行政干预。

　　当司法体系因行政部门和行政领导的干预而做不到公正审判的时候，司法人员就会深受影响，也会左右审判结果而从中牟利。久而久之，其中一些也会贪赃枉法，徇私舞弊，顺从所谓的“大环境”，出现所谓“吃了原告吃被告”等腐败现象，破坏司法公正。

　　地方司法去行政化的阻力

　　如何减少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，成为诸多地方法院开始操作的司法改革方向。

　　佛山中院从2012年年底开始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，选任35名审判长，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合议法官组成固定团队，在审判长主导下对案件审理和判决，对案件负责。

　　此举旨在去除“行政化”干扰，审判合一，让审理者裁判，让裁判者负责。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谋而合。

　　做法官10多年，陈智扬感觉，现在是自己“最接近职业法官”的时刻。

　　2013年年初，陈智扬被选任审判长之后办理的第一个案件，是一宗涉及土地的民事诉讼案件。陈智扬带着书记员，亲自去现场调查取证。

　　“改革之前没有必要去现场。”陈智扬告诉记者，因为案子对法官来说只是“养子”，审了也不一定是自己判。

　　这源于之前的判决书“审签制”。按照法院内部惯例，合议庭草拟的判决书，要给更高级别的庭、院领导签发，层层地走行政审批程序。

　　“如果领导不同意签署，合议庭就要重新研究复议。”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说。

　　而掌握最终签发权的人，并不在审判席上坐着，他们基本不参与案件审理，也不需要见原告和被告，只需要翻阅法官递交的案件材料。

　　一位庭长说，签发判决书的时候，会感觉底气不足，非常担心案件质量。

　　此外，由院长、庭长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，作为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，对于死刑、有分歧和检察院抗诉的重大疑难案件，同样拥有决定权。

　　这被称为“审的不判，判的不审”。事实上，院长、庭长审签判决书，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这一制度形成于人民法院建设初期，目的是加强党对司法的领导。

　　佛山中院党组书记、院长陈陟云注意到，拥有签发权的领导，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改变案件定性，而不用承担错案责任。

　　在陈陟云看来，“很多暴露出来的冤假错案，不少承办法官是能够发现问题的，却因为没有定案的权力，身不由己地办错了”。

　　在浙江“萧山错案”中，曾任案件二审审判长的张德宝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尽管自己是审判长，但案件判决是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，他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。

　　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授樊崇义看来，审判分离，导致出现冤假错案司法不公后，错案追究时责任不明。

　　“现在所有的案子都是‘亲生的’，合议庭自己审理自己判决，出了问题自己担责。”陈智扬说，“一点儿都不敢懈怠。”

　　“不少人错误地认为，法院是政府的一个部门。”陈陟云说，这种观念在政府和民众中都存在。

　　佛山一名基层院长对此也深有体会。区里所有的行政性会议都会要求法院派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参加。“包括我在内的院领导，经常不是在政府开会，就是在去政府开会的路上。”

　　而行政力量对法院的影响，不仅在此。

　　2012年广东“三打”期间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欺行霸市的案件，抓捕30多人，佛山检察院对20多人进行起诉，但法院认为这些人都是打工者，不是欺行霸市的主谋，如果全部判刑会增加不稳定因素。

　　“我们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，依法判决。”陈陟云说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缠访闹访等行为，有的地方政府会通过有关方面出面协调，出于维稳的考虑，希望法院能予以重判。

　　有一个案件让陈陟云至今印象深刻，当时的一名副书记，先后给了他两个批示，这两个批示，一个让他帮原告，一个让他帮被告。

　　陈陟云说，这两个批示相隔一段时间，这个副书记自己都忘记了。如今，这个副书记已经被判刑。

　　佛山中院希望通过改革，给法官审判创造一个好的环境。

　　领导不再签发判决书，法官们也不必担忧领导会过问案件。佛山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记者：“改革以前领导过问案件，会揣摩领导心思，是不是暗示我偏袒哪一方?”

　　改革也让领导多了一个“挡箭牌”。“我会告诉找我的人，找我没用，因为我没权签发判决书了。”陈陟云说。

　　拥有了签发权的审判长，也开始学习抵御“干扰”。

　　“案件办不好，审判长就要担责，说情送礼没用。”佛山中院民一庭副庭长、审判长梁绮云告诉记者，院里实行“过问案件登记”制度，凡过问案件的，都会一一登记在案。

　　为外人所不知的是，法官是有行政级别的，审判员是副科级，而助理审判员是普通科员。除了行政级别，法院系统还有一套法官职务等级。而行政职务往往决定法官等级的高低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首席大法官，每月的审判津贴为340元。基层法院的初任法官一般为五级法官，每月津贴180元。从五级法官到一级法官，每晋升一级，每月津贴涨10元。

　　“行政职务成为法官们唯一的晋升途径。”陈陟云告诉记者，优秀法官一旦获得提拔，就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行政事务上。

　　因为副庭长只承办一小部分案件，庭长以上几乎不直接办案，法院实际上陷入“提拔一个庭长、少了一个资深法官”的怪圈，审判精英变相流失，留在一线的资深法官捉襟见肘，数量锐减。

　　2012年，怀晓红当上佛山中院审判监督庭庭长。之后，她几乎不用再审案，而是每天参加各种行政会议，然后坐在办公室里审阅再审案件。

　　佛山中院的一项统计显示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官，审判资历平均只有8年，有25名法官任命不足5年。他们认为，这批法官显得“稚嫩”。

　　2012年年底，佛山中院从194名法官中，选出35名优秀法官担任审判长，每名审判长配备两名合议法官担任助手，重回审判一线。

　　然而，这种司法去行政化的改革，虽然在广东得到司法系统的高度认可，但最后却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。

　　“一方面是顶层设计没出来，领导层担心有政治风险。顶层设计没有出来，万一改革偏离了中央的方向，怎么办?”陈陟云认为，法院系统内部的阻力也不小。

　　一位上级法院的老领导就提出了质疑，谁会愿意去行政化，自己卸掉手中的权力呢?

　　陈陟云曾找到院里七位副庭长征求意见。陈陟云问他们，如果把你们的级别从原来的副科级提到正科级，是否愿意放弃副庭长这个行政职务，而只做纯粹办案的法官?

　　七人中，有六人反对。他们认为没有“长”不好听，感觉地位低了。

　　有一位副庭长反应特别强烈。陈陟云告诉记者，他后来才听说，这位副庭长的孩子马上大学毕业了，如果没有副庭长这个职务，担心很难帮孩子找到好工作。

　　最后行政职务被保留，审判长财产公开遭搁置。虽然争议重重，佛山中院的改革受到了肯定。2013年10月，最高法院正式发文，确定佛山中院成为首批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单位。这也许是对改革者的最好的慰藉。